李斐然
西安出了一件糊涂案——一个女大学生遇了贼，小伙子小孟挺身而出，帮她解围，结果，贼打伤小孟后跑了，女生帮小孟垫了药费后，也走了。
明明女生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干嘛躲起来呢？小孟托人打电话给那个女生，跟她商量要报案，电话那头的女生甩给他一连串理由：“我现在给你作证能咋？你是能把西安全部的小偷都逮住还是咋？你能保证小偷不来给我找事？我已经够可以了吧？”
最后，女生铿锵地用一句话把自己跟这件事撇干净：“又不是我让你抓的小偷，对不对？”
小孟说自己“心里很委屈”，但这笔账让人算得更糊涂——女生被盗，她不愿意站出来报案；别人因此受伤，她也不愿意站出来作证。她的行为基准就是“向后退”：远离问题中心，退得越远越好，哪怕这样辜负了别人的付出，哪怕这样伤害了自己的利益。
有人给这个女生的行为作诊断，叫做“犬儒主义病”，它的症状是“坚信牵扯进任何事情肯定都是麻烦”，而这病的病根则来自“对正义公平缺失的根深蒂固的恐惧，从而更加保身和利己”。
只要随手翻翻新闻，就不难发现，这种病的患者还真不少。比如前不久，一个老大爷倒在大街上，路过的行人围成一个圈，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老人痛苦地躺在地上，却没有人敢向前走一步。
围成圈的人未见得不愿意扶起老人，可他们心里更优先的行为准则警告他们：只要向前一步伸出手，接过来的就可能是所有未解决的社会难题。谁也不愿意为了一时的好心，背负起社会积怨留下的病根。于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叫“坏环境”的假想敌，人们最好的对策就是“躲”。
然而，我们越是向后退，离彼此越远，当退到角落时，我们会变成一个个孤岛。
1964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过一则“向后退”达到极致的案例。文章说，一个女人在住宅区被杀，“38个人站在窗口，却默不作声”。38个看客“向后退”，听着女人的尖叫，最终眼睁睁看着她一个人死在深夜的纽约。
在那篇轰动一时的报道里，美国旁观者留下了几乎一样的理由：“我可不想惹麻烦。”
为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理由，人们在后来50多年里都在反复讨论这件事：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
答案究竟是什么？有人拿出法律做支撑，“不作为”被定义为犯罪；有人用美名和金钱做奖赏，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人们都在期待一种外部推动力，能够在背后推我们一把，领着我们前进，最终建成好的环境。
但事实上，真正能让人向前走的力量，永远都只来自于自己。人们所抱怨的“坏环境”，无非是给自己找的借口。我们就是“环境”，环境好与坏，从来都只跟我们自己的选择有关：当我们都选择“向后退”，世界自然会变得疏远而冷漠；当我们都选择“向前走”，问题或许就会迎刃而解。
比如说，在那则《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旁观者的冷漠后来被证明只是记者的肆意杜撰。看到女人遇害的时候，附近有居民大吼着喝止凶犯，还有人当场就拿起电话报警。
所以，不管环境是好是坏，能够作出决定的只有自己。而我们的决定，反过来又会成为“好环境”亦或“坏环境”。
这就像是在那场跟小偷的对决中，小孟本也可以“向后退”，避开这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麻烦，可他决定赶走作恶的坏人——让正义“向前走”，让犬儒“向后退”。
（刘名远荐自《时代邮刊》2014年第2期 图：廖新生）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