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為 留住青山绿水，近日四川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大气督查行动，对成都平原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为期3个月的驻点强化督查，并对川南、川东北地区开展机动式、点穴式巡查抽查。
青山绿水，今人重视，古人亦然。《国语》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的某个夏天，鲁宣公不顾时令，到泗水的深潭中撒网捕鱼，想来是一次隆重的游乐活动。大夫里革见此，二话不说，上去割破他的鱼网，并将其扔到一边，说：“古人有训，不能砍伐新生的树枝，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小鱼，捕兽时要留下幼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生长。现在正当鱼类孕育时，你下网捕捉，实在是太贪心了！”
宣公听罢，深感惭愧：“我有过错，里革便纠正我，不是很好吗？这副破网很有意义，它使我认识到治理天下的方法，让主管官吏把它收藏好吧，这样我就永远不忘里革的规谏了。”旁边一名叫存的乐师说道：“与其保存这个网，还不如将里革安置在身边，这样就更不会忘记他的规谏了。
“里革断罟匡君”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在治理社会时，讲究“天人合一”，仁及万物，助天孳育，这一思想对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颁布与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
古代的“环保部”称为“虞衡”，延续了近3000年。“虞”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而“衡”是执行机构。虞衡职司的法律依据，是国家颁布的惩罚法令。比如，《周礼·地官》中规定，庶民生前没有植树记录的，死后不许用椁，而且“凡窃木者，有刑罚”。
到明清时，虞衡的职能遭到削弱，只负责达官贵人居所、陵墓或祠庙等区域的管理，禁止人们在其周边樵牧，其他地方“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明史·职官志》）。
虞衡最为强势的时期当数唐宋。唐宋两代，古代中国物质与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成为国策之一。
唐代在沿袭中国古代虞衡制度的基础上，拓展了虞衡官员的职责。据《旧唐书》载：“司虞大夫……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政府不仅对山林川泽、苑圃、打猎进行管理，还将城市绿化、名山秀水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当时的京兆、河南二都方圆三百公里内禁伐禁猎，远超先秦时期的管理范围。
唐代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都由最高统治者以诏令和赦令的形式颁布。唐太宗在《即位大赦诏》中提出：“惟辟奉天，三才于是育物”；唐玄宗在《将封泰山断屠诏》中指出：“天下诸州，并令断屠，及渔猎采捕。”这种融合了君权与“天道”的诏、赦，权威性毋庸置疑，有助于人们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宋代除了皇帝下诏令之外，还健全各种法规。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有权直接逮捕滥砍滥伐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嫌疑犯。地方官治理环境搞得好的，给予升官。
此外，宋人追求的“顺物之性”，摆脱了玄学范畴，已然进化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环保观。太宗下诏，禁止捕获珍禽异兽，更不能拿来进贡，“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真宗颁诏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得罪了不少喜欢玩鸟的大叔。
要“顺物之性”，就须尊重生命，“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古老智慧依旧熠熠生辉，当其与新时代的思想融合，必能迸发巨大的能量，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征途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