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
摘要：彭真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就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全面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和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彭真;党建;思想;论略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09-03
彭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就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全面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今天，重新学习这些光辉思想，对于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
党的思想路线，是指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彭真做出了自己特殊贡献。1941年12月，彭真就中央党校的校训问题向毛泽东当面进行请示。毛泽东回答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后来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的墙壁上。彭真很好地领会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相关领导同志把“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列为中央党校办学方针的首要一条。后来，彭真又多次深入阐发了这一思想，强调“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问题”，“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正确的意见，就要坚持，必须坚持;同时，又要随时修正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即错误的意见。”[1]（P.70）新中国建立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彭真始终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1958年11月，面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大跃进”浪潮，他撰文清醒地指出：“我们要改造现实——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可是我们却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1]（P.315-316）1959年夏，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纠正浮夸风问题时又强调，要把高指标降下来;要千方百计增加生产，千方百计刺激生产，其后又多次深入北京怀柔、顺义等地实地调研，向中央提出相关建议。这些都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彭真仍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对于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实事求是。每一个事物的运动，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在实践中把规律找到了，按照规律办事，事情就办得顺。”[1]（P.517）终其一生，彭真都在不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实践行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彭真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并武装全体党员，使党员不仅只是组织入党，更要首先思想上入党。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的实质所在，就是以何种世界观来改造党和改造世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往往要求按照其面貌来改造党和改造世界，如果无产阶级对此听之任之，就只会使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因此，必须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对此，彭真高度重视。他屡屡强调要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灌输到广大党员思想中去。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领导推动下，晋察冀边区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干部个人鉴定的第一条就是要考察“思想意识锻炼，政治立场的坚定程度”。[1]（P.21）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出“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P.343）强调“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使我们社会的发展保持前进的目标和精神的动力。”[1]（P.451）
为了克服党内的消极因素，特别是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纠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彭真大力提倡在党内开展积极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时期，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要采取欢迎态度。同时，我们要勇于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这是党的立场。”[1]（P.67）为了保证批评和自我批评能沿着正确轨道进行，他特别提出了考察人是否正派的四条标准，即看其学风是否正派，党风是否正派，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处理党内问题是否合乎原则，并强调“衡量人就要以上面这些为标准，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按这些标准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P.68）此后，彭真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主政北京期间，他多次告诫同志们不仅要自己揭发缺点和错误，还要欢迎别人揭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要敢于揭发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不要怕得罪人。“只要已经揭发的缺点和错误是事实，就要努力克服和改正它”。[1]（P.288-289）彭真的这些科学论断，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二、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度问题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都曾专门就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过精辟论述，列宁更是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注重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同志，彭真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对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内制度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他针对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深刻指出：“今天根据地的党是一个握有政权、军队的，工作范围很大的党。如果党政军民各方面和上下级间不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依靠制度进行日常工作，则很难保证贯彻党的政策和完成工作任务。”[1]（P.25）他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提出“制度对于随便惯了的人，是一种很大的不便。但是人人随便，就无所谓制度。因此，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对不遵守制度的行为要进行不可少的批评和斗争。但当斗争及工作经验证明某些制度已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时，应该断然进行修改或抛弃。”[1]（P.25-26）在他的积极领导推动下，晋察冀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支部相继建立、坚持和完善了分工制度、报告制度等各项制度，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赖以建立和不断巩固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保证。彭真始终注重在实践中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大力加强晋察冀根据地党的领导时，他时刻不忘“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在“健全党的领导的过程中，对发扬民主作风和提高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给予经常的注意，作出极大的努力。”[1]（P.28）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就给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了更加艰巨的任务。对此，彭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也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工作的。”[1]（P.248）这也是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发生严重问题的重要保证。他强调，“在人民内部，不论什么人，领导干部也好，上层人士也好，工农群众也好，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大家都要以平等的态度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P.326）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彭真更加注重民主集中制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1988年1月，他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深刻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根据全国人大的委托和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决定一些有关国家全局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1]（P.613）彭真始终坚信，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必须坚决实现的一项基本要求。他还进而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所须坚持的三项原则，即“第一，讨论问题，谁对听谁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决定问题，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可以保留，但行动上一定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第三，执行决定（包括法律、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纪面前人人平等。”[1]（P.628）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理论宝库，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创建以来，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形成并坚持发展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彭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点，就如何深入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
彭真始终认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深知道，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体。党的根本宗旨和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他始终强调要摆正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指出：“我们是为了人民。我们的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我们不是官僚，不是剥削者，也不是创造这个那个的上帝、菩萨、神仙。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1]（P.319）
彭真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对此，彭真深有感触。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他都认为：“依靠群众，过去需要，今后同样需要” 。[2]（P.91）他曾形象地提出，群众是孔明，是教员，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P.675）
彭真始终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1]（P.319）群众路线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对这一方法，彭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曾经指出，要实现党的领导，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党的主张真正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1]（P.580）他总结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事认真地、耐心地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办。他强调，一定要把这一根本路线始终贯彻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否则，“什么事情不走群众路线就要失败，就要遭受挫折。”[1]（P.653）
对不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错误行径，彭真严加批评。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虽然党在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心有所不同，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未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未变，这正是党能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这种血肉联系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些干部沾染了“旧统治者的恶习，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威作福，不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P.674-675）对这些丑恶现象，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直斥其“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忘记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忘记了办事情要依靠人民群众”，[1]（P.319）“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官僚，骑在群众的头上，成了人民群众的老爷”，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但会使我们脱离人民群众，并且会断送一部分干部、党员，甚至断送革命。”[1]（P.319）为了克服这些丑恶现象。他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即一方面，应该时时处处大力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为“只要四千多万共产党员、两千多万国家工作人员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蔚为风气，那些堕落腐败的现象，什么以权谋私，受贿、行贿，就没有市场了”;另一方面，彭真也提出：“即使这样，还会有少数人干损害人民利益的事，那就要执行纪律、法律。”[1]（P.626）他强调“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不仅要坚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同时要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并且增强法制观念”。[1]（P.581）
四、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建设健康推进的坚强保证。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彭真特别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将其置于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各项复杂的工作局面，他曾经指出：“迅速形成的武装政权及群众组织，一般是庞杂混乱的。党要实现领导，必须掌握两个重要环节”，其中一个就是“要及时发现干部，详加考察，加以训练，并逐渐把各种重要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掌握在他们手里”。[1]（P.18）从中可以看出，彭真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看作一项关系到党的事业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为了能及时发现优秀干部，他强调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认为：“选择干部的条件是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根据实践，从实践中看一个干部是否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是否有工作能力。离开这些，根据资格、党龄，甚至根据同乡、亲戚等关系来选择干部，都是错误的”。[1]（P.251）他还总结提出了一套颇为具体的干部考察标准和办法。关于党的干部标准，他指出：“对于各种干部必须因才施用，因德施用”。[1]（P.99）“要考察干部是不是德才兼备。德，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不搞帮派;才，就是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1]（P.390）关于党的干部的考察办法，彭真则提出：“主要的就是全面地看一个干部”，[1]（P.251）“要看比较大的重要的问题，不仅要从历史的全面看他，而且要从现实的全面看他。”[1]（P.252）他特别强调，“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必须学会这样全面地正确地看问题，否则，处理问题就会不妥当。”[1]（P.250）
彭真在很早时就注意到年轻干部的培养问题。这也是彭真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针对部分同志有关年轻干部的种种疑虑，有针对性地指出：“新干部入党时间短，斗争经验少，但老干部哪一个没有经过新干部的阶段呢？”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新老干部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指出：“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就容易搞好团结”。[1]（P.74）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政北京市时，也特别注重加强年轻干部的培养。1955年夏，北京市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市委委员。彭真建议吸收一些较为年轻的优秀干部。在酝酿候选人过程中，彭真指出：“根据什么来选举呢？一是德，一是才，也就是看党性和工作能力，资历也要考虑，但这是次要的。老党员有优点，经验多，但总是占少数，人总是要衰老的”。[3]（P.369）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会议顺利选举了一批年龄相对较轻，但德才兼备的同志担任市委委员或候补委员，为市委领导班子增加了新鲜血液，也为北京市各项工作大踏步地迈向前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为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彭真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心血。他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革命时期即提出“审查干部，整理支部，健全领导，是从组织上巩固党的三个主要环节”，[1]（P.20）主政北京时又严格规定市委各个部门的基本任务就是面向基层，深入基层，加强基层工作，特别要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党员，并在解放战争中提出“大量发展之对象是工人、雇农、贫农、佃农、店员、革命知识分子及城市贫民”，[1]（P.131）“发展组织要采取精干隐蔽的方针。普通的，可有可无的，不起决定作用的，即可不发展。要有重点地发展。”[1]（P.144-145）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彭真一贯强调要正确看待党员的成分问题，坚决反对“唯成分论”的错误倾向。民主革命时期，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党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大量吸收农民等非无产阶级成分优秀分子加入革命队伍。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党员社会成分和党的性质的关系问题。1948年7月，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论及“什么叫做成分不纯”问题时曾详细阐述了相关观点。他认为，所谓成分不纯，就是有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奸细分子、不可救药的官僚蜕化分子，以及对革命不愿做任何牺牲，只想利用党与革命来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但“我们所说的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并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或富农，而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代表着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来反对农民的利益。”他明确指出：“有些党员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但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他们的思想已经逐渐无产阶级化了，他们的思想和作风已经合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党纲、党章了，那末，他们就应该算是好的党员”。[1]（P.151）彭真特意强调：“党对于来自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成分的党员，必须切实加以区别。对于一个业已决心革命而又按照党章入了党的人来说，决定的因素乃是他的思想和实际行动，而不是他的社会成分和出身。”[1]（P.152）彭真的这些精辟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
除此之外，彭真在党的建设上还提出了许多科学论断和深邃思想。如他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他强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早在1950年即提出了保证党永不腐化的四项原则，即第一依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第二依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第三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第四依靠制度、法律和纪律的监督保证，等等。这些都是彭真留给我们的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至今仍对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彭真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1.
[2]陶驷驹.牢记伟人教诲做好公安工作//缅怀彭真[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马句.缅怀彭真教诲加强党的建设//缅怀彭真[M].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