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袁行霈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说来惭愧，具体有哪几位老师，我已记不确切了，唯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洒，颇有几分魏晋风度，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他往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
“文学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共给我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诗。每讲解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
听他的课，确实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气势格外飘逸，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便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自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
最后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我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襟，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期许。
女生偶像曹文轩
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先生堪称第一位。他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皮鞋亮得可以鉴人。
我在大一旁听过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本系同学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大半是女同学。确实，曹先生风雅的谈吐、俊逸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被众多女同学当偶像崇拜，一点都不足为奇。
他的本职是教当代文学，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思义，内容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艺术思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同学应当少之又少，实则不然。记得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令人讶异的是，教室中，前三排全是清一色的女同学。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然將“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入迷、不愿下课。
民国“范儿”陈平原
陈平原先生是王瑶的入室弟子，举止言谈颇有些民国“范儿”，想必是专研现代文学，长年濡染线装学问，熏过导师的烟斗所致。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创作，擅写北大掌故，见识与文笔俱佳。
我大四上学期时，他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小说类型研究》，罗列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风月传奇、公案小说，等等，当然，述及最多的还是武侠小说。
他讲课随性、温存、疾缓适度，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传统士大夫趣味。他的口头禅是“诸位”，每隔三五句便要冒出，听来甚有人情味，常常教人联想到古代的书院。
照我看，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有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人气讲师”钱理群
甫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学长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 一堂讲座，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遇到一晚上几场讲座“撞车”，只恨自己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就在各教学楼之间赶场“追星”。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 人气指数绝不输于“超女”“快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讲座在一间大阶梯教室，依旧是人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东冲西撞，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
那时，钱先生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满是皱褶，好像长久没有熨过，人淳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
然而，待到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那真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他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连他擦汗的动作也显得意味深长。
“诗人”谢冕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诵会上。这么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
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要谈到诗歌，总是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澈、很爽朗，单纯率真得如同一个孩子。
他的演讲辞几乎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回味不已。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有一刻我甚至想，假如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幽默先生”季羡林
我至今仍记得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印文化关系》的情景。他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癯得不得了，满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端庄，举止格外笃定。每讲完一堂课，他都亲手把黑板擦拭干净，然后就坐在靠门的座位上，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
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掌故，聊他的留德趣事，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细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
他说，他不想清清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 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
好多年后回想起来，有机会聆听这么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杨文利，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自《记者观察》2017年第4期 图：视觉中国）
